虚开案严格定罪与柔性量刑司法范式——以（2024）沪0116刑初568号为例

东莞高埗律师获悉

虚开案“严格定罪 + 柔性量刑” 的司法范式

——以（2024）沪0116刑初568号为例

基本案情：

自2017年开始，袁某在负责管理被告单位某某公司时，为了非法获取国家税款，在没有实际业务往来基础的前提下，支付了开票费用，委托某某公司为其开具了6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发票金额总计575.58万元，其中税款为69.42万元，且这些税款均已通过认证进行了抵扣。2024年5月30日，袁某自愿到案，并对自己的犯罪事实进行了坦白，同时，案发后，某某公司及时补缴了与案件相关的税款。

法院判决，被告单位某某公司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，被处以罚款十五万元；同时，被告人袁某亦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，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，但缓期执行两年。

本高埗律师分析：

一、定罪逻辑：以 “骗税目的” 为核心的构成要件解析

主观故意的司法认定标准

依据《法释〔2024〕4 号》第十条的规定，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，在主观方面必须同时具备“直接故意”以及“骗取税收利益”的两种要素。在本案中，袁某在没有实际交易的情况下，擅自支付了开票费用，相关证据表明其银行账户有“开票费”字样的转账记录。此外，他还指示财务人员将所有虚假发票用于认证抵扣，从而构成了一个从“骗税意图”到“行为实施”再到“结果实现”的完整主观故意流程。司法机关依据其供述内容（旨在减轻企业税收负担）、同案犯廖某的证词（袁某明确指示通过虚开发票来抵扣税款）以及相关客观行为，相互佐证，成功消除了“虚报财务业绩”“非法资金流转”等非骗税动机的嫌疑，精确确定了犯罪的主观意图。

客观行为的类型化界定

本案件符合司法解释中明确指出的“仅存在虚假经营活动而未实际开展业务”的典型类型：

行为特征：诱导他人为自身进行虚假的发票开具，如某某公司2为某某公司1进行虚开发票高埗律师，这一行为与《刑法》第205条所规定的“让他人为自己虚开”的违法行为类型相吻合。

危害后果：国家税收遭受了694,176.02元的实际损失，因为税款已被抵扣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，最新发布的法释〔2024〕4号文件中新增了关于“虚开发票未申报抵扣可从轻处罚”的条款，然而在本案中，抵扣工作已经完成，因此不适用于这一例外规定。

与行政违法的界限划分

依据《发票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东莞高埗律师，对于虚开发票行为的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定，主要看是否涉及“利用抵扣功能骗税”。在本案中，如果只是虚构交易流水（并无抵扣行为），那么它将被视为行政违法行为；然而，由于涉案发票均被用于抵扣，这直接触发了刑事立案的门槛（税款超过5万元），这也反映了“行政先行 — 刑事追究”的双重治理原则。

二、量刑机制：从宽情节的体系化适用与突破

数额标准的动态调整与情节平衡

旧有标准过于僵化，依据原法释〔1996〕30 号文件，虚开税款超过五十万元的行为，被直接等同于面临3至10年的有期徒刑，这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容易滋生只看重金额而忽视其他因素的倾向。

法释〔2024〕4号第十一条继续认定“50万元以上属于较大数额”，同时引入了“全面考量虚开发票的目的、税款去向以及是否已补缴”的定罪依据。在本案中，法院判决超越了以往标准的最小刑期（三年起刑），其关键点在于：

补缴的实质在于弥补，其修复效果可参照《关于逃税罪“补缴减责”的精神》（法释〔2024〕4 号第三条），尽管虚开罪行中并无“补缴免责”的规定，然而，通过全额补缴（已入库的税款为694,176.02元）已完全弥补了国家的损失，将危害性降至“潜在风险”而非“实际损害”。

袁某在税务稽查行动开展之前，于2024年5月30日主动向司法机关自首，此举有效阻止了司法资源的进一步消耗，与《刑法》第67条所倡导的“降低司法成本”的立法宗旨相吻合。

认罪认罚从宽的程序与实体联动

在适用认罪认罚程序的前提下，本案件的审理时间被压缩至30天（按照简易程序的法定审限，应为20天，但由于涉及单位犯罪，审限额外延长了10天），庭审时焦点集中在量刑协商上，而非事实争议。

根据《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》，在基准刑的基础上，认罪认罚能够降低至最多30%。以袁某的案例为例，其基准刑是3年，相当于较大数额的起点。在袁某认罪认罚（减少20%）、自首（减少20%）、补缴（酌情减少10%）的情况下，最终刑期被折算为2年，这一结果充分展示了“阶梯式从宽”的量刑策略。

缓刑适用的司法政策考量

法院决定对袁某实施缓刑，这一决定不仅符合《刑法》第七十二条所规定的必要条件，而且也体现了对改善商业经营环境的深入考量。

某某公司系一家民营企业，在案件发生后，公司已更换了管理层，并设立了发票管理机制（详情请参阅《合规整改报告》），从而奠定了企业治理中“无再次违法风险”的坚实基础。

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《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“六稳”“六保”的意见》，在处理企业主涉及轻微罪行案件时，应谨慎适用监禁刑，而本案例中缓刑的判决结果，正是遵循了“保障市场主体”这一司法指导方针。

三、程序法理：简易程序与单位犯罪审理的特殊规则

简易程序适用的证据审查要点

本案证据体系体现 “虚开犯罪四要件” 的完整证明：

关键要素包括：工商登记档案证实，某某公司1具备纳税人资格，且袁某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。

袁某供认不讳，聊天记录亦证实，他明明知晓并无实际交易，却依然擅自开具了发票。

客观上需要具备的条件包括：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详细清单（共65份）、税务机关的认证结果（实现全额抵扣）、以及开具发票的转账记录（银行交易流水），这些资料需相互印证，构成一个完整的链条。

4. 客体要件：税务稽查报告证明国家税款被骗取。

该证据在庭审过程中已接受质询且无任何异议，完全符合《刑事诉讼法》第215条规定的“证据充足”这一简易程序的适用标准。

单位犯罪的双罚制裁量逻辑

对单位的罚款额度确定：15万元的罚款数额低于原先的“5万至50万”的区间上限，这一决定是基于以下多方面因素的全面考量：

该单位具备补充缴纳款项的能力，根据案发后提交的资产状况报告，其可承受的罚款额度为15万元。

?犯罪行为自2017年开始，持续了整整7年之久，按照规定本应受到加重处罚，然而由于补缴相关款项的情况，这一情节得以抵消。

袁某作为直接责任人，未将骗税所得用于个人挥霍，而是将全部金额记入了公司账目。这一行为体现了单位犯罪中“个人责任仅限于职务行为”的认定原则。同时，这也与法释〔2024〕4号第十四条中“单位与自然人应采用相同标准进行量刑”的规定相吻合，尽管在责任划分上有所区分。

四、法律适用的创新性与局限性探讨

逃税罪规则参照的法理基础

法释〔2024〕4号第三条对逃税罪中的“立案前补缴免责”进行了规定，这一规定虽不直接涉及虚开罪，但其中所体现的“通过补缴可以弥补行为危害性”的原理，已被本案法院运用类比推理的方式，纳入了对虚开罪的量刑考量之中。这一“参照适用”虽无明确的法律条文支持，然而它与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〉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中提出的“同类情节可比照”原则相吻合，因此构成了合理的司法自由裁量。

司法解释未明确问题的审理难点

关于开票费用的处理方式：在本案中，尚未追回的开票费用（大约占总额的5%，即28.78万元）尚未被认定为非法所得，原因是《法释〔2024〕4号》文件并未对虚开罪中“违法所得”的计算方法作出明确规定。在司法实践中，对于如何处理此类问题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：一种主张只追缴税款损失，另一种则认为应追缴所有非法所得。

某某公司的《合规整改报告》虽在法院的讨论中被提及，然而，新的司法解释并未将“企业合规”这一行为明确界定为法定的从宽处罚情节。在本案中，该报告仅被视作一个酌情考虑的因素。对于未来，我们还需等待司法解释对相关内容进行更细致的阐释。

五、延伸思考：本案对涉税刑事司法的启示

对企业的合规警示

袁某误以为虚开发票无风险，以为支付开票费是行业内普遍现象，然而这种想法却让他触犯了刑法。因此，企业必须建立健全的发票审核体系，包括对业务的真实性进行审查、对财务的合规性进行核实，以及邀请法律顾问进行审核。

事后救济的局限性体现在：虽然补缴税款能够减轻刑罚的严重性，却不能彻底免除刑事责任，“预防胜于补救”这一原则在事前合规方面尤为突出。

司法裁判的价值导向

本案通过 “严格定罪 + 柔性量刑”，实现了三大平衡：

在处理犯罪行为与维护企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，对涉事单位实施罚金处罚，对个人则采取缓刑措施，以防止出现“办理一宗案件，导致一家企业倒闭”的后果。

在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协调统一的过程中，对补缴税款、认罪悔过等积极行为给予从宽处理，以此激励企业自发地恢复和维护税收秩序。

在司法解释的指导下，创新性地运用宽大处理的规定，为类似案件确立了“较大金额且多次从宽处罚即适用缓刑”的判决范例。

结语

此案在2024年相关税务刑事司法解释生效后，成为基层法院采纳“实质骗税意图判定、多元情节综合考量、企业司法权益保护”裁判策略的显著案例。其判决依据不仅严守“虚开骗税行为必受惩处”的法律原则，同时，通过细致运用补缴税款、自首等情节，彰显了刑事司法对民营企业所持的审慎和包容立场。未来，随着《法释〔2024〕4号》的深入执行，审理涉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案件将变得更加精确和有针对性，企业应当以此为鉴，加强税务合规性管理，以免遭受刑事处罚的风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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